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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传承 History

回憶江天驥先生
发布日期:2016-10-26 15:25:39 浏览次数:

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 陳剛

著名哲學家,哲學教育家和翻譯家江天驥先生于2006年10月16日在武漢與世長辭。江天驥先生是我國哲學界泰斗,是中國的邏輯學、分析哲學、科學哲學、現代西方哲學、以致整個哲學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為中國哲學界與西方哲學界的交流與溝通,為中國哲學研究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江天驥先生雖然已經仙逝,但是江天驥先生的著述不會離開我們,先生的音容笑貌仍然歷歷在目,一切仿佛發生在昨天。

中國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充滿希翼的時代,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時代,是一個純真的時代,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是一個尼采、薩特、波普、庫恩盛行于大學校園的時代。作為武漢大學科技資訊專業的一名本科生,當時我也開始對科學哲學產生興趣,讀了一些介紹波普、庫恩的著作,聆聽了江先生及其弟子的每一次演講。臨近本科畢業的時候,我決定報考江先生的碩士研究生。於是我拜訪了江先生位於珞珈山半山腰的住所,開始了與江先生的個人接觸。江先生以平和的態度接待了我,表示歡迎理工科的學生報考,但是外語要求比較高。“如果明年還是60分及格的話,我要求80分才行。”我在哲學系的同鄉夏光幫我從江先生的研究生手上弄到一本巨大的《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油印本。我如獲至寶,讀了八遍,最終以93分的專業成績和81分的英語成績于1985年成為江先生的最後一屆碩士研究生,與董毓和鄭華同學,蘭征、羅毅、王小光、曹秋華、陸健體、朱志方、吳雲秋、陳真等當時是我們的師兄師姐。陳維航、桂起權是我們的老師。

當時的江先生已經七十高齡,看起來也像是一個七十歲的老人:頭上經常戴一頂灰色的鴨舌帽,眼鏡像茶杯底一般厚,背有些駝,是一個乾瘦的老頭。接待外賓的時候會穿上一件帶黃銅鈕扣的海軍藍西服上裝(Blazer),顯得精神一些。江先生走起路來就完全不像一個七十歲的老人,步伐堅定有力,我們年青人需要小跑才能跟上他的速度。江先生精力旺盛,是一個非常勤奮的學者,真可謂“老驥伏櫪”:每天上午三、四點鐘就起床讀書,然後是早鍛煉,上午工作,午睡較長,下午和晚上根據需要有時工作、有時上課,晚上就寢較早。江先生好讀書,走進他的書房,到處都是雜誌和書籍,絕大部分是外文的。書房看起來有點淩亂,但是江先生顯然知道每一本書放在什麼地方。武漢大學哲學系的資料室在江先生的經營下,收藏之豐富,當時可能為全國高校哲學系之首。哲學系資料室長年保持訂閱五十多種西文雜誌,江先生閱讀或流覽了其中的大部分。有時江先生和來訪的外國學者談起國外雜誌上最新發表的某篇論文,經常是外國學者承認還沒有看過那篇文章。

先生講課,因為濃重的廣東地方口音,加上牙齒漏風,說實話比較難懂。慢慢聽習慣了以後才開始感覺到其中的力度和韻味。學習進入討論階段以後,課堂由教室轉到了江先生的書房。當時武漢的冬天沒有暖氣,但是夫人給他準備了一台帶通風管道的大鐵爐子,所以大家感到非常溫暖。我們發言的時候,江先生基本上保持沉默。如果偶爾誰的表述條理不清,江先生就會問一個摩爾式的招牌問題,“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What do you mean exactly?) 江先生的論文和著作,據某些同行反映,有些晦澀難懂。我倒沒有這種感覺,相反,我覺得江先生的文字接近完美,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讀習慣了以後,你還能感覺到字裡行間的激情和節奏。研究生階段自然重讀了作為教材的《當代西方科學哲學》, 2003年我開始哲學教學工作以後,又重讀了一遍,每次都有新的收穫。《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出版以後變成了一本體積很小的書,應該說是國內科學哲學著作中水準較高的一本研究性著作,充滿了江先生對當代西方科學哲學主要流派的準確而又深入的理解和賦有獨創性的整理,二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研究生的科學哲學必讀書目。總之,是一本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書。

先生不是一個擅長交際的人,當時中國的大學還沒有“國際化”的提法,但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武漢大學哲學系來訪的外國學者絡繹不絕,而且其中許多是不請自到的。最初是江先生走出去。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江天驥先生出訪美國馬里蘭大學並任其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委員會兼職教授,在耶魯大學哲學系和政治學系任訪問研究員;在范岱年先生的推薦下,江先生于1983年4月赴南斯拉夫的大學校際研究生研討班以及貝爾格勒大學哲學研究所參加科學哲學課程的講授工作。江先生提交的論文,《科學合理性:形式的還是非形式的》,在全面掌握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非形式科學合理性的獨創觀點。論文大大超出了項目主持人、牛津大學的牛頓-史密斯博士的預期。在牛頓-史密斯博士的推薦下,該文於1985年發表於國際頂尖的《英國科學哲學雜誌》。牛頓-史密斯博士還主動幫助申請國際基金,將1986年的“國際波普哲學年會”安排到武漢大學召開。記得當時來的外國學者中有一位是倫敦經濟學院的科學哲學系主任John Watkins教授。據說Watkins教授被認為是波普的“正宗傳人”,與拉卡托斯和John Worrall不同,他反對任何對波普思想的修改。顯然Watkins與其他幾位外國學者處得不好,吃飯時和夫人一起選擇單獨坐了一桌。於是我們幾個學生主動上前陪他和夫人一起吃飯。Watkins指著鄰桌的幾位外國學者,低聲跟我說,“他們根本不懂波普,不過你們江教授懂波普,你們江教授最近的那篇文章很好,而且他的英語很好。” Watkins是那種典型保守的英國人,不會輕易誇獎人,能說一個外國人英語好是一件非同尋常的事。可惜當時我輩的英語水準不足以判斷江先生的英語好在那裡。在國外留學工作十幾年後,2003年重讀了江先生的"Scientific Rationality: Formal or Informal?", 才開始理解Watkins的話,Watkins說江先生英語很好顯然用的是本國人的標準。令晚輩汗顏的是,即使在國外呆過十幾年,最終發現自己的英語水準離江先生精湛的英語水準仍然相差甚遠。江先生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外語系,抗戰時長期給美軍“飛虎隊”當翻譯,隨後又在美國工作留學三年,最重要的是,江先生長年堅持閱讀英語哲學文獻。最後一點可能是江先生英語精湛的主要原因。

每當有外國學者來訪,江先生總是說,“不能讓外國學者躺在外招睡大覺。”除了聽講座,江先生總是安排我們研究生分批去外招和外國學者談話交流,有時騎自行車圍繞東湖漫遊,哲學社會人生無所不談,有時甚至陪同出訪講學或旅遊。這種辦法有效地提高了學生的學術水準和國際視野。記得有一次美國著名的數學史專家,紐約市立大學的Joseph Dauben教授來武漢大學講皮爾士,特別是被十九世紀主流的歐洲學術界所忽略的皮爾士在數學無窮大方面的研究,並比較皮爾士和康托工作的異同。我們哲學系的研究生不僅能提出有效的問題,而且能指出Dauben教授板書數學公式中的筆誤。這讓Dauben教授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當時來訪的還有波士頓的Robert Cohen,多倫多的Ian Hacking,西安大略、哥倫比亞的Alison Wylie博士,牛津、夏威夷的Mary Tiles教授等。來訪學者回國後往往會寫中國訪問見聞,發表在哲學通訊之類的交流性雜誌上,而且往往對武漢大學哲學系教師和研究生的學術能力和外語水準讚美有加,大大擴大了武漢大學哲學系的國際影響。許多英美加學者是到了北京上海以後主動提出要到武漢大學來講學。

當時來訪時間最長的是密蘇裡大學堪沙斯城分校的George Gale教授。該大學是愛德加·斯諾的母校,George Gale是作為“斯諾教授”來訪的,為期半年,給我們研究生上了兩門課。那是我們第一次見識美國風格的討論班教學模式。Gale教授是個隨和甚至隨便的人,所以討論班的氣氛輕鬆而又活躍。但是輕鬆之間也交織著智力的緊張。Gale講得精彩的時候,我們會睜大眼睛緊張地聽,Gale本人也顯得比較得意;Gale講得不精彩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走神,於是Gale自己就緊張起來;有時Gale使用的例子不恰當,逐漸發現講不下去的時候,我們就在下面竊笑。Gale有許多令人難忘的另類特徵:他一來就買了一輛只有中國農民才會買的那種帶垂直站架的28載重型自行車;只帶了一件西服上裝,還是燈芯絨的,據說是見我們校長的時候穿的;一台純機械尼康照相機舊得露銅;出行的時候不喜歡豐田皇冠倒喜歡中國的上海,其次是蘇聯的伏爾加。Gale能講一口流利的法語,這在美國人當中是不多見的。Gale有一個重要的愛好,那就是喜歡品酒,在美國會自己釀葡萄酒和啤酒,還是地方的業餘品酒師。江先生也喜歡品葡萄酒和啤酒,所以兩人經常相飲甚歡,估計在一起品酒的時間超過談哲學的時間。在我們學生面前,Gale對江先生的哲學素養評價頗高,說自己在美國是教學型的教授,實際上Gale的哲學感很好,在美國科學界有一定的影響力。訪問臨近結束的時候,江先生讓曹秋華帶他去參觀鄂州啤酒廠,回來時帶了兩大箱免費的啤酒,於是Gale用那兩箱啤酒在外招的頂層平臺給我們研究生搞了一次Barbecue,江先生牙不好,沒有參加。Gale很胖,蹲在火爐邊烤肉,很辛苦的樣子。我們站在後面,一邊喝啤酒,一邊開玩笑:把Gale烤了,可能味道更美。Gale在武漢交了許多中國朋友,的確是傳播中美友誼的“斯諾教授”的最合適人選。

三年的研究生學習很快進入畢業論文準備階段,江先生要求我們以英語原始文獻為主要參考資料,儘量不要讀別人翻譯的東西,因為讀別人的綜述或翻譯就好比是“吃別人嚼過的飯,你不可能嘗到食物原本的味道”。我自己提出的畢業論文方案是討論分析與綜合的區別,即數學知識與經驗科學的關係。江先生否定了我的方案,建議我研究勞丹的科學哲學。現在看來江先生是對的,我的確準備不足,題目也太難。但是當時我並不理解這些,心裡頗為不快。當時的我年輕氣盛,經常毫無顧忌地發表不同意見,自認為對江先生多有得罪。畢業以後去了華南理工大學教書,後來又去英國和加拿大留學,然後是在多倫多和南加州工作。當時通訊不象今天這樣方便,與國內的親友聯繫很少,自己在國外的生活軌跡就像斷了線的風箏,翻滾飄搖不定。在國外走了一圈,發現國外的教授並沒有我們當初想像的那麼神,我們在國內瞭解的是最拔尖的那部分,從整體來看,比得過江先生的不多。江先生如果年青幾十歲,到國外來做個教授,水準應該屬中上等。後來聽說,江先生有時別人提起我,“我有一個學生叫陳剛,現在在加拿大,......”,我才發現江先生當初並沒有生我的氣,江先生的胸懷是寬廣的,於是自己感覺非常慚愧。1998年回國時我曾經拜訪過江先生,此時的江先生比以前衰老了許多,體力和腦力明顯不如從前。記得那天天氣不好,家裡又沒有暖氣,自己心中產生一陣淒涼的感覺,與八十年代的陽光印象形成鮮明的對比。江先生對我帶去的安大略西洋參沒有表示任何的興趣,似乎他不相信這類東西。2003年我回國到華中科技大學教書。再次看望江先生是在武漢的中南醫院。江先生正在午睡,躺在病床上,縮成一團,身體異常乾瘦,讓人不忍心看。江先生醒來以後,也許是喜歡我帶去的鮮花,心情特別好,頭腦也異常清醒,拉著我的手和我交談起來。問我現在研究什麼,還問我牛津劍橋的high table是怎麼一回事。我意識到,應該趁江先生現在頭腦還清醒,趕快把自己對老師的欽佩之情說出來,也許以後就沒有機會了。江先生打斷了我的話,操著濃重的廣東口音對我說,“你過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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